第117章 南巡:海岱、三韩篇(8)
朝鲜王国竟还私藏了这样的一支精锐部队,这是让包括朱由校在内的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朱由校前世虽然爱好历史,但毕竟不是专家,对这种细节并不清楚,而明庭以来也对此事一无所知;这才导致了朱由校现在所面对的局面。
“陛下,此事如何处理?”何腾蛟问道。他率部驻守朝鲜已有小一年了,甚至经常和那只部队碰面,却从未起过疑心,现在是非常羞愧,只有积极强力的行动,才能弥补回来。
朱由校看了他一眼,知道他在想什么。何腾蛟今年刚刚31岁(虚岁),还远不是后来那个杀伐果断的儒将。他是天启元年才中的进士,刚刚当了不到一年的小官,就突然被皇帝叫到朝鲜去练兵了;作为一个籍籍无名文官,却突然被皇帝叫去练兵,他实际上是一脸懵逼的。
虽尚且是不完全体的,但即便如此,该有的眼界、手段,他都还是有的。虽然还不够老辣,没有经过多年官场的浸泡,但他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这件事应该怎么处理?他当然自有决策。可是现在皇帝就在眼前,那自然应该看圣上的意思,把握方向。
看看皇帝的出发点到底是现实利益,还是无形资产。
整个明代的政治一大特点是高度道德化。我即使的优点也是缺点,优点在于:不论私下里如何,至少一切腌臜的事情都不能放在明面上,否则谁碰谁见光死(所以像满清的养廉银,赎罪银这种公开的腐败在明朝是绝对行不通的),而且同时明朝的外交也一直都非常强硬;但同时这也是一个缺点:那就是外交的极度僵化畸形,与对国家现实利益的忽视。
(“敢言复河套者斩”这句话完全是杜撰的,没有历史出处。但是嘉靖皇帝确实在这件事上很不是东西,《明史》原文:后九月,(俺答)复寇宣府,上曰:“寇以言、铣收河套,故报复至此。”遂并斩言,天下并冤之。自言、铣死,竟无一人议复河套者。
太祖时期,大明在河套有军事据点;建文永乐削藩时大量据点被连带废弃;土木堡之前,大明在河套尚有驻军;其后,明军变成了不定期巡逻,也就是所谓的“扫河套”;嘉靖时期,河套彻底的丢了,明军不主动出击,只被动防守。直到隆庆朝,交战数十年的明蒙议和,俺答汗受封为顺义王,这件事才在名义上解决。)
用现在的话来说明末诸君一个个是纯纯的意识形态上头,而这也是朱由校亲自见识过。
在当时朝鲜发生政变的的时候,包括徐光启在内的大部分大臣第一反应该是出兵争讨,当时朱由校和内阁所收到的文件几乎都是请求朝廷出兵朝鲜。(前文第55章,历史真史事件,有点反常识。)这种道德体系在整个政府以及社会中达到了共识,并且使之凌驾于现实利益之上。
当然,倒也不说这种体系完全没有可取之处。因为明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完全不同,那个时候,中华体系(天朝体系)还尚未崩溃,在此时朝鲜、越南,乃自于日本、缅甸,都是广义上的中华体系的一部分。这是以中夏为核心,向四方扩散的华夷体系。
而大臣们许多在现在看来不符合大明国家利益的操作,在当时有利于中华体系的维持。
(中华体系衰败的开始于满清建立,当时朝鲜和越南虽然都因为实力弱小而对清朝表示臣服,但暗地里以小中华自居,朝鲜始终明崇祯纪年,越南自称为"南朝",与清"北朝"相对应,认为自己更为正统;清嘉道时代,体系逐渐瓦解;鸦片战争后,宣告天朝体系彻底瓦解。清法战争之后,连宗藩体系都破产了。)
朱由校看何腾蛟:“他们有什么异动吗?”
“回圣上,完全没有。”
“哦,那就不必在意。以后调离朝鲜,再逐步拆分就是了。”
天启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朱由校动身离开朝鲜。临行前,托付何腾蛟出来要对付朝鲜的地方反抗势力外,还有小心后金的探子,决不能让二者沟连在一起。
以目前的情况,朝廷打算对朝鲜采用怀柔政策,除了重要的兵权和中央财政以外,都先行不作处理,并且能在地方充分保护朝鲜贵族与地主阶级的利益,至于剩下的那就一定是与后金勾结的叛徒了一一不是也是。
十五日,朱由校抵达了他忠实的山东。山东钱的情况还并不好,虽然已经从白莲邪教的肆虐中恢复过来,但民生仍然有些凋敝。而且由于现在海河联运,漕工所需要的人数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当然,海运也带来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但短时间内两者很难相互平衡。
要不是因为百莲邪教刚刚平息,战火才刚刚熄灭,民众都很疲惫;恐怕很快就要有新的硝烟了。
海运与海贸给山东的许多沿海城市都带来了极大的财富,朱由校在微服私访莱州府时,甚至觉得许多地方的繁荣不下于京城。
可惜在出城出生后,他就明白了这一切的经济繁荣都是虚假的。倒不是说那是泡沫,海贸所带来的财富是实打实的,但在分配中与大多数人无关;而且白银的流转率十分低下,再生产的阻力极大。只有工业和农业才能创造价值,而这种商品流转所创造的价值是虚假的。
在山东的乡下,朱由校看到了让他很不解的一幕一一土地抛荒,虽然数量并不巨大,但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让人足够奇怪了。朱由校甚至一度怀疑是因为自己的移民政策导致山东人口减少,于是人地矛盾及得到极大缓解;但是现实给了他一个巴掌,山东的人地矛盾仍然距离,而之所以有人即使是有田也不种,反而去逃难一一呵,无他:苛政猛于虎!
种田就要交税,交了这苛捐杂税就难活下去了;如果跑到其他地方去躲避逃难,反倒还有一丝生机。但是若是他们跑了,这税可是定额,于是必然会让邻里承担,到时候更多人抛荒离乡一一真是标准的官逼民反的典型案例。
朱由校现在是明白,为什么山东都指挥使司给自己的报告里提到,附近海域的海盗数量是以往的3倍以上了。
想到这里,朱由校不禁流下了冷汗一一带着三年的和平时期,必须要采取雷霆手段取,这大明朝眼瞅着就要完啊!
怀着这样复杂的心情,朱由校登上了狮王南京的船。
(农民即使是逃难也不种地,导致即使在人地矛盾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也有大量的土地抛荒,在明末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不过,到了崇祯中期,才开始在北方普遍出现;天启年间虽然也有,但都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朱由校南下山东,才得始了解。
在一切都还可以挽回的时候,所有人都没有把这当回事儿到;到崇祯朝是所有人都发现了问题,但一切早就为时已晚。大明朝亡的一点都不冤,纯属活该。
可是满清入关,不是亡国,是亡天下。神州沉沦300年方得光复;若是有一个改变历史的机会,不论如何都要阻止它的发生。大丈夫知不可为而为之,死则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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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此事如何处理?”何腾蛟问道。他率部驻守朝鲜已有小一年了,甚至经常和那只部队碰面,却从未起过疑心,现在是非常羞愧,只有积极强力的行动,才能弥补回来。
朱由校看了他一眼,知道他在想什么。何腾蛟今年刚刚31岁(虚岁),还远不是后来那个杀伐果断的儒将。他是天启元年才中的进士,刚刚当了不到一年的小官,就突然被皇帝叫到朝鲜去练兵了;作为一个籍籍无名文官,却突然被皇帝叫去练兵,他实际上是一脸懵逼的。
虽尚且是不完全体的,但即便如此,该有的眼界、手段,他都还是有的。虽然还不够老辣,没有经过多年官场的浸泡,但他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这件事应该怎么处理?他当然自有决策。可是现在皇帝就在眼前,那自然应该看圣上的意思,把握方向。
看看皇帝的出发点到底是现实利益,还是无形资产。
整个明代的政治一大特点是高度道德化。我即使的优点也是缺点,优点在于:不论私下里如何,至少一切腌臜的事情都不能放在明面上,否则谁碰谁见光死(所以像满清的养廉银,赎罪银这种公开的腐败在明朝是绝对行不通的),而且同时明朝的外交也一直都非常强硬;但同时这也是一个缺点:那就是外交的极度僵化畸形,与对国家现实利益的忽视。
(“敢言复河套者斩”这句话完全是杜撰的,没有历史出处。但是嘉靖皇帝确实在这件事上很不是东西,《明史》原文:后九月,(俺答)复寇宣府,上曰:“寇以言、铣收河套,故报复至此。”遂并斩言,天下并冤之。自言、铣死,竟无一人议复河套者。
太祖时期,大明在河套有军事据点;建文永乐削藩时大量据点被连带废弃;土木堡之前,大明在河套尚有驻军;其后,明军变成了不定期巡逻,也就是所谓的“扫河套”;嘉靖时期,河套彻底的丢了,明军不主动出击,只被动防守。直到隆庆朝,交战数十年的明蒙议和,俺答汗受封为顺义王,这件事才在名义上解决。)
用现在的话来说明末诸君一个个是纯纯的意识形态上头,而这也是朱由校亲自见识过。
在当时朝鲜发生政变的的时候,包括徐光启在内的大部分大臣第一反应该是出兵争讨,当时朱由校和内阁所收到的文件几乎都是请求朝廷出兵朝鲜。(前文第55章,历史真史事件,有点反常识。)这种道德体系在整个政府以及社会中达到了共识,并且使之凌驾于现实利益之上。
当然,倒也不说这种体系完全没有可取之处。因为明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完全不同,那个时候,中华体系(天朝体系)还尚未崩溃,在此时朝鲜、越南,乃自于日本、缅甸,都是广义上的中华体系的一部分。这是以中夏为核心,向四方扩散的华夷体系。
而大臣们许多在现在看来不符合大明国家利益的操作,在当时有利于中华体系的维持。
(中华体系衰败的开始于满清建立,当时朝鲜和越南虽然都因为实力弱小而对清朝表示臣服,但暗地里以小中华自居,朝鲜始终明崇祯纪年,越南自称为"南朝",与清"北朝"相对应,认为自己更为正统;清嘉道时代,体系逐渐瓦解;鸦片战争后,宣告天朝体系彻底瓦解。清法战争之后,连宗藩体系都破产了。)
朱由校看何腾蛟:“他们有什么异动吗?”
“回圣上,完全没有。”
“哦,那就不必在意。以后调离朝鲜,再逐步拆分就是了。”
天启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朱由校动身离开朝鲜。临行前,托付何腾蛟出来要对付朝鲜的地方反抗势力外,还有小心后金的探子,决不能让二者沟连在一起。
以目前的情况,朝廷打算对朝鲜采用怀柔政策,除了重要的兵权和中央财政以外,都先行不作处理,并且能在地方充分保护朝鲜贵族与地主阶级的利益,至于剩下的那就一定是与后金勾结的叛徒了一一不是也是。
十五日,朱由校抵达了他忠实的山东。山东钱的情况还并不好,虽然已经从白莲邪教的肆虐中恢复过来,但民生仍然有些凋敝。而且由于现在海河联运,漕工所需要的人数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当然,海运也带来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但短时间内两者很难相互平衡。
要不是因为百莲邪教刚刚平息,战火才刚刚熄灭,民众都很疲惫;恐怕很快就要有新的硝烟了。
海运与海贸给山东的许多沿海城市都带来了极大的财富,朱由校在微服私访莱州府时,甚至觉得许多地方的繁荣不下于京城。
可惜在出城出生后,他就明白了这一切的经济繁荣都是虚假的。倒不是说那是泡沫,海贸所带来的财富是实打实的,但在分配中与大多数人无关;而且白银的流转率十分低下,再生产的阻力极大。只有工业和农业才能创造价值,而这种商品流转所创造的价值是虚假的。
在山东的乡下,朱由校看到了让他很不解的一幕一一土地抛荒,虽然数量并不巨大,但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让人足够奇怪了。朱由校甚至一度怀疑是因为自己的移民政策导致山东人口减少,于是人地矛盾及得到极大缓解;但是现实给了他一个巴掌,山东的人地矛盾仍然距离,而之所以有人即使是有田也不种,反而去逃难一一呵,无他:苛政猛于虎!
种田就要交税,交了这苛捐杂税就难活下去了;如果跑到其他地方去躲避逃难,反倒还有一丝生机。但是若是他们跑了,这税可是定额,于是必然会让邻里承担,到时候更多人抛荒离乡一一真是标准的官逼民反的典型案例。
朱由校现在是明白,为什么山东都指挥使司给自己的报告里提到,附近海域的海盗数量是以往的3倍以上了。
想到这里,朱由校不禁流下了冷汗一一带着三年的和平时期,必须要采取雷霆手段取,这大明朝眼瞅着就要完啊!
怀着这样复杂的心情,朱由校登上了狮王南京的船。
(农民即使是逃难也不种地,导致即使在人地矛盾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也有大量的土地抛荒,在明末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不过,到了崇祯中期,才开始在北方普遍出现;天启年间虽然也有,但都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朱由校南下山东,才得始了解。
在一切都还可以挽回的时候,所有人都没有把这当回事儿到;到崇祯朝是所有人都发现了问题,但一切早就为时已晚。大明朝亡的一点都不冤,纯属活该。
可是满清入关,不是亡国,是亡天下。神州沉沦300年方得光复;若是有一个改变历史的机会,不论如何都要阻止它的发生。大丈夫知不可为而为之,死则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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