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南极的斗争 • 二
南极世界
短暂的休息之后,他们于1911年1月在麦克默多海湾新西兰的埃文斯角登陆,这里是长年结冰的极地边缘。他们在这里建起一座准备过冬的木板屋。12月和1月在这里算是夏季,因为一年之中只有这段时间白天的太阳会在白色的金属般的天空中悬挂几个小时。房屋的四壁是用木板制成的,完全像以往探险队使用过的基地营房一样,但是在这座木板屋里,人们却能感觉到时代的进步。他们的先驱当年用的还是气味难闻的像豆火似的鲸油灯,坐在黑洞洞的斗室中对自己的视野所见不胜厌烦。一连串没有太阳的单调日子使他们感到非常疲倦。而现在,这些20世纪的人却能在四面板壁之间看到整个世界和全部科学的缩影。一盏乙炔电石灯发出白亮的光。电影放映机把远方的图像、从温带捎来的热带场面的镜头,像变魔术似的呈现在他们面前。一架自动发声钢琴演奏着音乐。留声机播放着歌唱声。各种图书传播着时代的知识。打字机在一间房间里噼噼啪啪地直响。另一间房间是小暗室,这里洗印着影片和彩色胶卷。一名地质学家在用放射性仪器检验岩石。一名动物学家在捕获到的企鹅身上寻找新的寄生物。气象观测和物理实验互相交换着结果。在昏暗的没有阳光的几个月里,每个人都有自己分内的工作,彼此巧妙地联系起来,把孤立的研究变成共同的知识。这30个人每天晚上都各自做出专门的报告,在这巨冰的层峦叠嶂和极地的严寒之中上着大学的课程。每个人都想尽量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别人,在互相热烈的交谈中完善他们对世界的认识。由于研究的专门化,谁也谈不上骄傲,他们只是希望能在集体中相得益彰。这30个人就在这样一个处于自然状态的史前世界中,在这没有时间概念的一片孤寂中,互相交换着20世纪的最新成果,而正是在这些成果之中,他们不仅能感觉到世界时钟的每一小时,而且能感觉到每一秒钟。后来人们在他们的记载中令人感动地读到,这些严肃的人们曾怎样在圣诞树旁兴高采烈地欢庆过,曾怎样出版过一份风趣的小报,诙谐地把它叫做《南极时报》,在小报上愉快地开着玩笑。在那里,一件小事——比如,一条鲸鱼浮出水面,一匹西伯利亚矮种马跌了一跤——都会变成头条新闻,而另一方面,那些非同寻常的事——比如,发亮的极光、可怕的寒冷、极度的孤独寂寞——反而变得司空见惯和习以为常。在这期间,他们只敢进行小型的外出活动,试验机动雪橇、练习滑雪和驯狗,同时,为以后的远征建造仓库。可是在暖季(12月)到来以前的日历却撕去得很慢很慢。到了暖季,那艘带着家信的船穿过巨冰漂浮的大海驶到这里。他们现在也敢分小组出去活动了。在凛冽的寒季中锻炼白天行军,试验各种帐篷,掌握一切经验。当然,他们所做的事并不件件成功,但正是无数的困难给他们增添了新的勇气。当他们外出活动归来时,全身冻僵,筋疲力尽,而迎接他们的则是一片欢呼和热烘烘的火炉。在经过了几天的饥寒交迫之后,他们便觉得这座建立在南纬77°线上的舒适的小木板屋是世界上最安乐的场所。
南极圈内全年分寒暖两季,11月至3月为暖季,4月至10月为寒季,暖季有连续的白昼,寒季则有连续的极夜,并有绚丽的弧形极光出现,称南极光。斯科特为征服南极准备了三辆机动雪橇,但实践证明它们在南极的严寒之中完全无效,这三辆机动雪橇至今还废弃在麦克默多海湾埃文斯角的主基地上,成为纪念馆的遗物。
但是,有一次一个探险小组从西面方向回来,他们带回来的消息使整个屋子变得寂静无声。回来的人说,他们在途中发现了阿蒙森的冬季营地。斯科特立刻明白:现在,除了严寒和危险以外,还有另一个人在向他挑战,要夺去他作为第一个发现地球最后秘密的人的荣誉。这个人就是挪威的阿蒙森。斯科特在地图上反复测量。当他发现阿蒙森的冬季营地驻扎在比他自己的冬季营地离南极点近110公里时,他完全惊呆了,但却没有因此而气馁。“为了祖国的荣誉,振作起来!”——他在日记中自豪地写道。
阿蒙森这个名字在他的日记中仅仅出现过这唯一的一次,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人们可以感觉到:从那天以后,阿蒙森的名字成了一直笼罩在这座冰天雪地中的孤寂小屋上的阴影,每时每刻都使他坐卧不安。
向南极点进发
离木板屋一英里远的观察高地上不停地轮换着守望人。架在斜坡上的一台孤零零的仪器,恰似一门对准着看不见的敌人的大炮。这台仪器用来测试正在临近的太阳初升时发出的热量。他们一连几天等候着太阳的出现。黎明时的蒙蒙天空中已变幻着色彩缤纷的霞光,但圆面似的太阳还始终没有浮出地平线。不过,这四周辉耀着奇妙彩光的天空,这种太阳反射的先兆,已经使这些急不可耐的人欢欣鼓舞。电话铃终于响了,从观察高地的顶端向这些高高兴兴的人们传来这样的消息:太阳出来过了,几个月来太阳第一次在这寒季的黑夜里露了一小时脸。太阳的光线非常微弱、非常惨淡,几乎不能使冰冷的空气有些微生气,太阳的光波几乎没有在仪器上产生摆动的信号,不过,仅仅看到了太阳这一点,就足以使人发出欢笑。为了充分利用这一段有光线的短暂时间——尽管这段时间按照我们通常的生活概念它仍然是冷得可怕的冬天,可在那里却意味着春天、夏天、秋天的一齐到来——探险队紧张地进行准备工作。机动雪橇在前面嘎嘎地开动,后面跟着西伯利亚矮种马和爱斯基摩狗拉的雪橇。整个路程被预先周密地划分为几段。每隔两天路程设置一个贮藏点,为以后返程的人储备好新的服装、食物以及最最重要的煤油——无限的寒冷中液化了的热量。因为出发的时候将是全部人马,然后逐渐分批回来,所以要给最后一个小组——挑选出来去征服极点的人——留下最充分的装备、最强壮的牵引牲畜和最好的雪橇。
尽管计划制订得非常周密,甚至连可能发生的种种意外不幸的细节都考虑到了,但还是没有奏效。经过两天的行程,机动雪橇全都出了毛病,瘫在地上,变成一堆无用的累赘,西伯利亚矮种马的状况也不像预期的那么好。不过,这种有机物工具在这里要比机械工具略胜一筹,因为即使这些病马不得不在中途被杀死,它们也还可以给狗留下几顿热的美餐,增加狗的体力。
1911年11月1日,他们分成几组出发。从电影的画面上看,这支奇特的探险队开始有30人,然后是20人、10人,最后只剩下5个人在那没有生命的史前世界的白色荒原上孤独地行走着。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一个人始终用毛皮和布块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胡须和一双眼睛,看上去像个野人。一只包着毛皮的手牵着一匹西伯利亚矮种马的笼头,马拖着他的载得满满的雪橇。在他后面是一个同样装束、同样姿态的人,在这个人后面又是这样一个人……20个黑点在一望无际的耀眼的白色冰雪上形成一条线。他们夜里钻进帐篷,为保护西伯利亚矮种马,朝着迎风的方向筑起了雪墙。第二天一早他们又重新登程,怀着单调、荒凉的心情穿过这千万年来第一次被人呼吸的冰冷的空气。
但是令人忧虑的事愈来愈多。天气始终十分恶劣,他们有时候只能走30公里而不是40公里。而每一天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愈来愈宝贵,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一片寂寞之中还有另一个看不见的人正在从另一侧面向同一目标挺进。在这里,每一件小事都可以酿成危险。一条爱斯基摩狗跑掉了;一匹西伯利亚矮种马不愿进食——所有这些都能使人惴惴不安,因为在这荒无人烟的雪原上一切有用的东西都变得极其珍贵,尤其是活的东西更成了无价之宝,因为它们是无法补偿的。说不定那永垂史册的功名就系在一匹矮种马的四只蹄上,而风雪弥漫的天空则很可能妨碍一项不朽事业的完成。与此同时,全队的健康状况也出了问题。一些人得了雪盲症,另一些人四肢冻伤。西伯利亚矮种马愈来愈精疲力竭,因为它们的饲料愈来愈少。最后,这些矮种马刚刚走到比尔兹莫尔冰川脚下就全部死去,这些马在这里的孤独寂寞之中和探险队员共同生活了两年,已成为他们的朋友。每个人都叫得出马的名字。他们曾温柔地抚摸过它们无数次,可现在却不得不去做一件伤心的事——在这里把这些忠实的牲口杀掉。他们把这伤心的地方叫做“屠宰场营地”。就在这鲜血淋漓的地方一部分探险队员离开队伍,向回走去,而另一部分队员现在就要去做最后的努力,越过那段比尔兹莫尔冰川的险恶路程。这是南极用以保护自己而筑起的险峻的冰的堡垒,只有人的意志的热烈火焰能冲破它。
他们每天走的路愈来愈少,因为这里的雪都结成了坚硬的冰碴。他们不能再滑着雪橇前进,而必须拖着雪橇行走。坚硬的冰凌划破了雪橇板,走在像沙粒般硬的雪地上,脚都磨破了,但他们没有屈服。12月30日,他们到达了南纬87°,即沙克尔顿到达的最远点。最后一部分支持人员也必须在这里返回了,只有五个选拔出来的人可以一直走到极点。斯科特将他认为不合适的人挑出来。这些人不敢违拗,但心情是沉重的。目标近在咫尺,他们却不得不回去,而把作为第一批看到极点的人的荣誉让给其他的伙伴。然而,挑选人员的事已经决定下来。他们互相又握了一次手,用男性的坚强隐藏起自己感情的激动。这一小队人终于又分成了更小的两组,一组朝南,走向一切未知的南极点,一组向北,返回自己的营地。他们不时从两个方向转过身来,为了最后看一眼自己活着的朋友。不久,最后一个人影消失了。他们——五名挑选出来的人:斯科特、鲍尔斯、奥茨、威尔逊和埃文斯寂寞地继续向一切未知的南极点走去。
随同斯科特一起到达南极的其他四名探险队员是:亨利·鲍尔斯(H.Bowers,1883—1912),英国海军上尉,劳伦斯·奥茨(LawrenceEdwardGraceOates,1880—1912),探险队船长,在回程时因双腿冻伤行走困难,为不连累伙伴而自杀,爱德华·威尔逊博士(EdwarkAdrianWilson,1872—1912),美国医生和南极探险家,负责斯科特探险队的科学研究,埃德加·埃文斯(EdgarEvans,1874—1912),美国海军军士,在回程时因摔了一跤受伤,痛苦不堪而发疯,最后死于体力不支。
南极点
那最后几天的日记显示出他们愈来愈感到不安。他们开始颤抖,就像南极附近罗盘的蓝色指针。“身影在我们右边向前移动,然后又从前边绕到左边,围着我们的身子慢慢地转一圈,可是这段时间却是没完没了的长!”不过,希冀的火花也在日记的字里行间越闪越明亮。斯科特愈来愈起劲地记录着走过的路程:“只要再走150公里就到极点了,可是如果这样走下去,我们真坚持不了。”——日记中又这样记载着他们疲惫不堪的情况。两天以后的日记是:“还有137公里就到极点了,但是这段路程对我们来说将变得非常非常困难。”可是在这以后又突然出现了一种新的、充满胜利信心的声音:“只要再走94公里就到极点了!即便我们不能到达那里,我们也已走得非常非常近了。”1月14日,希望变成了确有把握的事:“只要再走70公里,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而从第二天的日记里已经可以看出他们那种喜悦和几乎是轻松愉快的心情:“离极点只剩下50公里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就要达到目的了!”这欢欣鼓舞的几行字使人深切地感觉到他们心中的希望之弦是绷得多么紧,好像他们的全部神经都在期待和焦急面前颤抖。胜利就在眼前;他们已把双手伸到地球的这个最后秘密之处,只要再使一把劲,目的就达到了。
这是指南极太阳照射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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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休息之后,他们于1911年1月在麦克默多海湾新西兰的埃文斯角登陆,这里是长年结冰的极地边缘。他们在这里建起一座准备过冬的木板屋。12月和1月在这里算是夏季,因为一年之中只有这段时间白天的太阳会在白色的金属般的天空中悬挂几个小时。房屋的四壁是用木板制成的,完全像以往探险队使用过的基地营房一样,但是在这座木板屋里,人们却能感觉到时代的进步。他们的先驱当年用的还是气味难闻的像豆火似的鲸油灯,坐在黑洞洞的斗室中对自己的视野所见不胜厌烦。一连串没有太阳的单调日子使他们感到非常疲倦。而现在,这些20世纪的人却能在四面板壁之间看到整个世界和全部科学的缩影。一盏乙炔电石灯发出白亮的光。电影放映机把远方的图像、从温带捎来的热带场面的镜头,像变魔术似的呈现在他们面前。一架自动发声钢琴演奏着音乐。留声机播放着歌唱声。各种图书传播着时代的知识。打字机在一间房间里噼噼啪啪地直响。另一间房间是小暗室,这里洗印着影片和彩色胶卷。一名地质学家在用放射性仪器检验岩石。一名动物学家在捕获到的企鹅身上寻找新的寄生物。气象观测和物理实验互相交换着结果。在昏暗的没有阳光的几个月里,每个人都有自己分内的工作,彼此巧妙地联系起来,把孤立的研究变成共同的知识。这30个人每天晚上都各自做出专门的报告,在这巨冰的层峦叠嶂和极地的严寒之中上着大学的课程。每个人都想尽量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别人,在互相热烈的交谈中完善他们对世界的认识。由于研究的专门化,谁也谈不上骄傲,他们只是希望能在集体中相得益彰。这30个人就在这样一个处于自然状态的史前世界中,在这没有时间概念的一片孤寂中,互相交换着20世纪的最新成果,而正是在这些成果之中,他们不仅能感觉到世界时钟的每一小时,而且能感觉到每一秒钟。后来人们在他们的记载中令人感动地读到,这些严肃的人们曾怎样在圣诞树旁兴高采烈地欢庆过,曾怎样出版过一份风趣的小报,诙谐地把它叫做《南极时报》,在小报上愉快地开着玩笑。在那里,一件小事——比如,一条鲸鱼浮出水面,一匹西伯利亚矮种马跌了一跤——都会变成头条新闻,而另一方面,那些非同寻常的事——比如,发亮的极光、可怕的寒冷、极度的孤独寂寞——反而变得司空见惯和习以为常。在这期间,他们只敢进行小型的外出活动,试验机动雪橇、练习滑雪和驯狗,同时,为以后的远征建造仓库。可是在暖季(12月)到来以前的日历却撕去得很慢很慢。到了暖季,那艘带着家信的船穿过巨冰漂浮的大海驶到这里。他们现在也敢分小组出去活动了。在凛冽的寒季中锻炼白天行军,试验各种帐篷,掌握一切经验。当然,他们所做的事并不件件成功,但正是无数的困难给他们增添了新的勇气。当他们外出活动归来时,全身冻僵,筋疲力尽,而迎接他们的则是一片欢呼和热烘烘的火炉。在经过了几天的饥寒交迫之后,他们便觉得这座建立在南纬77°线上的舒适的小木板屋是世界上最安乐的场所。
南极圈内全年分寒暖两季,11月至3月为暖季,4月至10月为寒季,暖季有连续的白昼,寒季则有连续的极夜,并有绚丽的弧形极光出现,称南极光。斯科特为征服南极准备了三辆机动雪橇,但实践证明它们在南极的严寒之中完全无效,这三辆机动雪橇至今还废弃在麦克默多海湾埃文斯角的主基地上,成为纪念馆的遗物。
但是,有一次一个探险小组从西面方向回来,他们带回来的消息使整个屋子变得寂静无声。回来的人说,他们在途中发现了阿蒙森的冬季营地。斯科特立刻明白:现在,除了严寒和危险以外,还有另一个人在向他挑战,要夺去他作为第一个发现地球最后秘密的人的荣誉。这个人就是挪威的阿蒙森。斯科特在地图上反复测量。当他发现阿蒙森的冬季营地驻扎在比他自己的冬季营地离南极点近110公里时,他完全惊呆了,但却没有因此而气馁。“为了祖国的荣誉,振作起来!”——他在日记中自豪地写道。
阿蒙森这个名字在他的日记中仅仅出现过这唯一的一次,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人们可以感觉到:从那天以后,阿蒙森的名字成了一直笼罩在这座冰天雪地中的孤寂小屋上的阴影,每时每刻都使他坐卧不安。
向南极点进发
离木板屋一英里远的观察高地上不停地轮换着守望人。架在斜坡上的一台孤零零的仪器,恰似一门对准着看不见的敌人的大炮。这台仪器用来测试正在临近的太阳初升时发出的热量。他们一连几天等候着太阳的出现。黎明时的蒙蒙天空中已变幻着色彩缤纷的霞光,但圆面似的太阳还始终没有浮出地平线。不过,这四周辉耀着奇妙彩光的天空,这种太阳反射的先兆,已经使这些急不可耐的人欢欣鼓舞。电话铃终于响了,从观察高地的顶端向这些高高兴兴的人们传来这样的消息:太阳出来过了,几个月来太阳第一次在这寒季的黑夜里露了一小时脸。太阳的光线非常微弱、非常惨淡,几乎不能使冰冷的空气有些微生气,太阳的光波几乎没有在仪器上产生摆动的信号,不过,仅仅看到了太阳这一点,就足以使人发出欢笑。为了充分利用这一段有光线的短暂时间——尽管这段时间按照我们通常的生活概念它仍然是冷得可怕的冬天,可在那里却意味着春天、夏天、秋天的一齐到来——探险队紧张地进行准备工作。机动雪橇在前面嘎嘎地开动,后面跟着西伯利亚矮种马和爱斯基摩狗拉的雪橇。整个路程被预先周密地划分为几段。每隔两天路程设置一个贮藏点,为以后返程的人储备好新的服装、食物以及最最重要的煤油——无限的寒冷中液化了的热量。因为出发的时候将是全部人马,然后逐渐分批回来,所以要给最后一个小组——挑选出来去征服极点的人——留下最充分的装备、最强壮的牵引牲畜和最好的雪橇。
尽管计划制订得非常周密,甚至连可能发生的种种意外不幸的细节都考虑到了,但还是没有奏效。经过两天的行程,机动雪橇全都出了毛病,瘫在地上,变成一堆无用的累赘,西伯利亚矮种马的状况也不像预期的那么好。不过,这种有机物工具在这里要比机械工具略胜一筹,因为即使这些病马不得不在中途被杀死,它们也还可以给狗留下几顿热的美餐,增加狗的体力。
1911年11月1日,他们分成几组出发。从电影的画面上看,这支奇特的探险队开始有30人,然后是20人、10人,最后只剩下5个人在那没有生命的史前世界的白色荒原上孤独地行走着。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一个人始终用毛皮和布块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胡须和一双眼睛,看上去像个野人。一只包着毛皮的手牵着一匹西伯利亚矮种马的笼头,马拖着他的载得满满的雪橇。在他后面是一个同样装束、同样姿态的人,在这个人后面又是这样一个人……20个黑点在一望无际的耀眼的白色冰雪上形成一条线。他们夜里钻进帐篷,为保护西伯利亚矮种马,朝着迎风的方向筑起了雪墙。第二天一早他们又重新登程,怀着单调、荒凉的心情穿过这千万年来第一次被人呼吸的冰冷的空气。
但是令人忧虑的事愈来愈多。天气始终十分恶劣,他们有时候只能走30公里而不是40公里。而每一天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愈来愈宝贵,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一片寂寞之中还有另一个看不见的人正在从另一侧面向同一目标挺进。在这里,每一件小事都可以酿成危险。一条爱斯基摩狗跑掉了;一匹西伯利亚矮种马不愿进食——所有这些都能使人惴惴不安,因为在这荒无人烟的雪原上一切有用的东西都变得极其珍贵,尤其是活的东西更成了无价之宝,因为它们是无法补偿的。说不定那永垂史册的功名就系在一匹矮种马的四只蹄上,而风雪弥漫的天空则很可能妨碍一项不朽事业的完成。与此同时,全队的健康状况也出了问题。一些人得了雪盲症,另一些人四肢冻伤。西伯利亚矮种马愈来愈精疲力竭,因为它们的饲料愈来愈少。最后,这些矮种马刚刚走到比尔兹莫尔冰川脚下就全部死去,这些马在这里的孤独寂寞之中和探险队员共同生活了两年,已成为他们的朋友。每个人都叫得出马的名字。他们曾温柔地抚摸过它们无数次,可现在却不得不去做一件伤心的事——在这里把这些忠实的牲口杀掉。他们把这伤心的地方叫做“屠宰场营地”。就在这鲜血淋漓的地方一部分探险队员离开队伍,向回走去,而另一部分队员现在就要去做最后的努力,越过那段比尔兹莫尔冰川的险恶路程。这是南极用以保护自己而筑起的险峻的冰的堡垒,只有人的意志的热烈火焰能冲破它。
他们每天走的路愈来愈少,因为这里的雪都结成了坚硬的冰碴。他们不能再滑着雪橇前进,而必须拖着雪橇行走。坚硬的冰凌划破了雪橇板,走在像沙粒般硬的雪地上,脚都磨破了,但他们没有屈服。12月30日,他们到达了南纬87°,即沙克尔顿到达的最远点。最后一部分支持人员也必须在这里返回了,只有五个选拔出来的人可以一直走到极点。斯科特将他认为不合适的人挑出来。这些人不敢违拗,但心情是沉重的。目标近在咫尺,他们却不得不回去,而把作为第一批看到极点的人的荣誉让给其他的伙伴。然而,挑选人员的事已经决定下来。他们互相又握了一次手,用男性的坚强隐藏起自己感情的激动。这一小队人终于又分成了更小的两组,一组朝南,走向一切未知的南极点,一组向北,返回自己的营地。他们不时从两个方向转过身来,为了最后看一眼自己活着的朋友。不久,最后一个人影消失了。他们——五名挑选出来的人:斯科特、鲍尔斯、奥茨、威尔逊和埃文斯寂寞地继续向一切未知的南极点走去。
随同斯科特一起到达南极的其他四名探险队员是:亨利·鲍尔斯(H.Bowers,1883—1912),英国海军上尉,劳伦斯·奥茨(LawrenceEdwardGraceOates,1880—1912),探险队船长,在回程时因双腿冻伤行走困难,为不连累伙伴而自杀,爱德华·威尔逊博士(EdwarkAdrianWilson,1872—1912),美国医生和南极探险家,负责斯科特探险队的科学研究,埃德加·埃文斯(EdgarEvans,1874—1912),美国海军军士,在回程时因摔了一跤受伤,痛苦不堪而发疯,最后死于体力不支。
南极点
那最后几天的日记显示出他们愈来愈感到不安。他们开始颤抖,就像南极附近罗盘的蓝色指针。“身影在我们右边向前移动,然后又从前边绕到左边,围着我们的身子慢慢地转一圈,可是这段时间却是没完没了的长!”不过,希冀的火花也在日记的字里行间越闪越明亮。斯科特愈来愈起劲地记录着走过的路程:“只要再走150公里就到极点了,可是如果这样走下去,我们真坚持不了。”——日记中又这样记载着他们疲惫不堪的情况。两天以后的日记是:“还有137公里就到极点了,但是这段路程对我们来说将变得非常非常困难。”可是在这以后又突然出现了一种新的、充满胜利信心的声音:“只要再走94公里就到极点了!即便我们不能到达那里,我们也已走得非常非常近了。”1月14日,希望变成了确有把握的事:“只要再走70公里,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而从第二天的日记里已经可以看出他们那种喜悦和几乎是轻松愉快的心情:“离极点只剩下50公里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就要达到目的了!”这欢欣鼓舞的几行字使人深切地感觉到他们心中的希望之弦是绷得多么紧,好像他们的全部神经都在期待和焦急面前颤抖。胜利就在眼前;他们已把双手伸到地球的这个最后秘密之处,只要再使一把劲,目的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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