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愚人之心
既然是大脑,就不仅拥有大脑的全部功能,而且拥有大脑的全部病症,包括痛苦的记忆,像神经衰弱、焦虑症、癔症、强迫症、恐怖症和抑郁症,甚至脑肿瘤、脑梗塞等等,我都可能得上。但是我又不同于肉体的大脑。实际上,我是一个理念的圆球,我的圆心无处不在,而圆周则不在任何地方,我的圆心在哪里,就相当于心脏在哪里。既然是心脏,就不仅拥有心脏的全部功能,而且拥有心脏的全部病症,像心动过缓、心动过速、心律不齐、心血管梗塞等等,我都可能得上。但是我又不同于肉体的心脏。
有人说,宇宙的命运操纵在造物主手中,而我的命运有时操纵在政治家手中,有时操纵在人民手中,有时操纵在时间手中,有时操纵在历史手中。如果操纵在政治家手中,按常规的说法,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我只能算做一座庙堂;如果操纵在人民手中,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便成了名副其实的江湖;如果操纵在时间手中,时间是无限的,我必然成为尘烟;如果操纵在历史手中,历史是一部书,我也只能是书中的一段内容。我必然要回归时间和历史,但是我的命运却必须摇摆在政治家和人民手中。庙堂与江湖很像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质量和速度是紧密联系的,物质的质量和能量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但是我无论如何都是一座大楼,我的外形很像一艘巨轮的驾驶舱,我实际上也是东州这艘巨轮的驾驶舱。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按理说刘一鹤是这艘巨轮的船长,他却不呆在驾驶舱内,而是在大船搁浅时,亲自到岸上拉纤,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到东州就是当纤夫的。刘一鹤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大概是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启发,他采用科学的方法拉纤,并称之为科学发展观。刘一鹤认为,科学是对真理的追求和探索,但不是宣布绝对真理或终极真理的。爱因斯坦认为,自从黑格尔以后,那种企图建立绝对观念、终极真理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绝对观念、终极真理来源于绝对事物,世界上没有绝对事物,也就没有绝对观念、终极真理。
刘一鹤认为,爱因斯坦毕竟是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他太乐观了。实际上,在东州,很多人认为我就是绝对的,我不仅是绝对权力的象征,还代表了绝对的观念。刘一鹤声称,改革就是通过对相对论的验证推翻绝对论。至此,我又恢复了大脑的功能,因为刘一鹤提出的验证方法就是将压抑在大脑中的思想都释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大脑不得病,然而刘一鹤太乐观了,因为他只是一名纤夫,还不是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医生。于是,刘一鹤开始恶补医学,想对我进行开颅手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他断定我得了脑肿瘤,但是以他的医术还没有勇气和把握给我开颅,多亏他没有给我开颅,因为有一位女外科医生说,像我这种不同于肉体的大脑,最容易寄生老鼠,其病症类似于肉体大脑的脑囊肿,脑囊肿就是大脑生了虫子,但是我不同于肉体的大脑,我比较容易生老鼠。
这位女外科医生叫齐秀英,她的诊断结论是“盗可盗,非常盗”,开出的处方是“道可道,非常道”。她的“非常道”对付“非常盗”有效,但治标不治本,属于西医的治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治本大概还需要用“中医”的辩证施治,只可惜,刘一鹤和齐秀英学的都是“西医”。“西医”是“有为”之治,“中医”是“无为”之治。
别以为“无为”就是马放南山,老子认为宇宙万物,包括人类,都是有为的,都是竞争的,都是有欲望的,正因为宇宙万物包括人类有欲望,去竞争,去有为,它才能够生存和发展。但这种有为往往趋于过分,“无为”就是倒置所为,就是否定那些过分的有为,否定那些妄为,进而达成和谐。好的执政者就应该是好的“中医”。
一直以来,很多人视我为一座巨大的城堡,我的确是由一块块坚硬的石头组成,但是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我不再是坚硬的城堡,而是一座伟大的思想库,当然这些思想取之于民,在我这个特殊的大脑内经过加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再用之于民,这就叫“以百姓之心为心”。所谓“以民为本”的前提是要有“愚人之心”。历代统治者将老子的“愚人之心”理解成实施愚民政策,他们不仅禁止开启民智,而且刻薄地算计老百姓,将“愚人之心”当作愚民的机巧和阴谋,正因为如此,王朝才一个接一个地更叠。别看天空看似虚无的真空,其实那里面正发生着像大海一样的量子涨落,谁将老百姓的纯朴看成愚钝,谁的王朝终将似真空中的正负粒子对撞,对撞之结果是烟消云散。老子用“愚人之心”告诫统治者,若想王朝永固,必须用纯朴之心,仁爱之心,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才是真正的“愚人之心”。谁自作聪明将“愚人之心”当作“愚民政策”,谁就将自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苦吃。我掌握在刘一鹤的手里,就是一颗“愚人之心”,我要是掌握在彭国梁手里,非得心脏病不可。
此时,彭国梁被齐秀英像抓老鼠一样抓进了看守所,最心急如焚的就是彭国梁的老婆张佩芬,在夫妻俩预感到要出事之前,张佩芬就做好了准备,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丈夫官复原职。没有人不相信这是一种神圣的爱,但是有一次张佩芬开着车驶入市府大院,坐在车里等综合二处副处长许智泰时,我偷听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也只有我能偷听到,因为没有人会发现张佩芬开车驶入了市府大院。化装毕竟是女性的天分,何况张佩芬不仅善于化装,更善于伪装,我从她与许智泰之间的谈话中发现一个问题,这就是位子比脑袋重要,为了使丈夫官复原职可以牺牲掉丈夫的脑袋。张佩芬在市行政学院不仅是副院长,她也教哲学,她不愧是教哲学的,如果丈夫恢复了原职,当然也就保住了脑袋。由于我是脑袋的同类,我为张佩芬的冒险捏了把汗。
如果东州没有我这个中枢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彭国梁没有了脑袋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非常佩服张佩芬的自信,尽管我不知道她哪儿来的自信。“德.昆西说人脑就像一个隐迹纸本子,每次写的东西会盖住上一次写的,这一次的又会被下一次的盖住。但是,只要给以充分的刺激,万能的记忆就能哪怕只是在一瞬间,把任何印象都追忆出来。”这是博尔赫斯在《莎士比亚的记忆》中的一段话,我想张佩芬冒着犯罪的风险为丈夫四处活动,大概就是印证了德.昆西的话,或许是为了恢复记忆而寻找刺激。不过我毕竟不是人脑,我的记忆是历史,尽管历史并非纯粹的事实,而是有道德与信仰的法则贯穿始终,但是人类热爱和追求的最美好之物恰恰是信仰和自由。
在单位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的,家里的现金、存折虽然都转移了,但是还有满屋子的东西,光价值几十万、上百万的金佛就有十几尊,几卡车的东西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可转移的地方,好在下班前我与国梁通电话,他说平安无事,正在家睡觉,我一整天吊着的心才稍微舒缓了些。
可是下班回到家,国梁却不在,保姆说是刘一鹤电话调走的,说是宴请国家商务部部长,我的心又一下子吊吊起来。我赶紧给我弟弟打电话,让他开车过来,先将家里最贵重的东西转移一部分。
我和弟弟忙到晚上十点多,国梁在省纪委的朋友偷着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国梁出事了,刚刚宴请完国家商务部部长就被双规了,竟然是在刘一鹤的办公室被带走的,想不到刘一鹤竟然是齐秀英的同谋。
说句心里话,事情发生前我的心一直吊吊着,事情发生了我的心反倒放了下来,我对自己的冷静异常惊讶,想不到我竟然是个临危不惧的人,的确,越是在面临危险的时候越不能冲动,越要冷静,我必须控制好脸上的每一块肌肉。我放下电话,脑海中本能地整合着所有可供利用的力量,我毫不犹豫地暗下决心,营救国梁、打击齐秀英必须双管齐下。贪官如麻,凭什么只让我老公受惩罚,我就不信你齐秀英屁眼子上没有一点屎,没有屎总有臭味吧。今天老娘我就跟你这个“铁娘子”斗一斗,你是“铁娘子”,我就是“钢娘子”,你是“女包公”,我就是“老佛爷”。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来个“关公战秦琼”,我就不信天理都在你的手里。
刚才省纪委的朋友告诉我,国梁被双规在省军区大院招待所,看来一时半会儿是见不到国梁的面了,眼下最重要的是与国梁保持联系,可是除非打通专案组的人,否则别想与国梁联系上。
经过我再三打听,才知道国梁目前被双规在省军区大院招待所的六楼,整栋大楼由武警把门,每个楼层的电梯都有两名警卫守卫,无论是出入招待所还是上下楼层都要登记。专案组每两个人一班,每两个小时换一次班,轮流看守国梁,国梁现在就像关在笼子里的动物,根本出不了房间,大热天,也不知道房间里有没有空调。
一晃,国梁出事十几天了,我一点国梁的信息也没有,出事那天,国梁穿的是西装,里面只有一件衬衫,以前国梁的衬衣是一天一换的,这么热的天,衬衣穿在身上十几天,早就该换了,可是没有任何代表组织的人找过我。这期间我到刘一鹤办公室找过他,我哭着对他说:“刘市长,国梁被双规了,他在里面托梦给我,说只有你刘市长能救他。刘市长,我非常相信这个梦,求求你救救他吧!你是一市之长,一定知道他在里面的情况,告诉我,国梁在里面怎么样?遭没遭罪,你告诉我,我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我在他面前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诉,即使是石头也会被我的真情所打动,可是刘一鹤竟然冷若冰霜地说:“张佩芬,你别忘了你是市行政学院副院长,看看你现在像个什么样子?这个案子是省纪委书记齐秀英亲自主抓的,我又没去大鸟笼子豪赌,组织上也没安排我进去看国梁,我怎么会知道他的情况?这个忙我帮不了。”既然他见死不救,我也用不着给他好脸,我止住眼泪不客气地说:“刘一鹤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齐秀英的同谋,既然你把火点着了,就小心别烧着自己,要知道水火无情!公道自在人心,国梁为东州做了那么多贡献,我就不相信老天爷不长眼。”我能看出来,刘一鹤被我说的心里直发毛,我就是要让他知道,我和国梁就是做了鬼也不会放过他。
找过刘一鹤没几天,我突然接到了综合二处处长杨恒达的电话,通知我为国梁准备换洗的衣服,说是专案组的人找过他,我顿时眼前一亮,既然杨恒达能接触到专案组的人,就一定能了解到国梁的情况。杨恒达相当于国梁办公室主任,应该是最嫡系的人,他又曾经给老领导当过秘书,何不通过杨恒达做做老领导的工作,让老领导出面为国梁说句话,老领导不仅在东州是分量最重的人,就是在清江省也是德高望重,只要老领导出面说句话,全省的老干部都可能响应,到时候省委、省纪委会承受巨大的压力,不信她齐秀英敢跟老领导抗衡。
我精心为国梁准备了十几套衣服,在市行政学院门前交给了杨恒达,先是和他一起回顾了国梁对他的知遇之恩,然后拜托他去做老领导的工作。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虽然答应做老领导的工作,但是当我问他接触专案组的人都听到了什么,他除了告诉我黄小明放出来了,什么也没告诉我,只说什么也没听到。我感到杨恒达在敷衍我,他的心已经不在国梁身上了。
果然没过两天,李玉民打电话给我,让我提防杨恒达,叮嘱我跟杨恒达说话千万要小心,因为李玉民向刘一鹤汇报工作时在刘一鹤办公室撞上了杨恒达。李玉民说自从国梁出事后,杨恒达往刘一鹤办公室去的很勤,我不知道李玉民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但是李玉民的话让我想起了那句俗语,知人知面不知心,想不到杨恒达竟然吃里扒外,这是卖主求荣啊!
这两天我一直设法找黄小明,黄小明在里面被关了十几天,想必是最了解里面情况的,但是他的手机从双规的那一刻起就被专案组没收了,据说还监控打进去的电话号码,估计他现在手头没有手机,他爱人的手机大概也不堪其扰一直关机,家里的电话没人接,我只好给他爱人的手机发短信,让他们速与我联系。
自从国梁出事以后,我怕手机被监控,废掉了老号,重新办了三个新号码,我将三部手机号都用短信发给了黄小明的爱人。果然黄小明回话了,我们定好在静夜思茶楼见面,我早早地就在包房内等,黄小明却姗姗来迟。
说句心里话,黄小明是国梁的秘书,虽然跟的时间不长,但是见到黄小明,我还是百感交集,眼泪止不住地流,大概黄小明的心情也相当复杂,眼睛也湿润了,但是像受伤的狐狸一样警觉,我不知道这十几天,他在里面过的是什么日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和国梁一样一夜之间,从天堂掉进了地狱。
我先说了一些安慰的话,然后用坚定的口气告诉他:“小明,你大哥是冤枉的,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
黄小明一听这话,表情顿时肃穆起来,他认真地问:“怎么救?”
我一听有门儿,便和盘托出了我的想法:“小明,这次害你大哥的,主要是刘一鹤和齐秀英,齐秀英你不用管了,但是你在综合二处不仅给国梁服务过,也给刘一鹤服务过,最了解他们俩了,嫂子求你一件事,你抓紧时间搜集一下刘一鹤贪污受贿、乱搞女人的证据,写成文字尽快给嫂子,嫂子拿到北京去为你大哥伸张正义。”
我说的义愤填膺,黄小明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大嫂,可能我让你失望了,如果你问工作上的事,我可以说得一清二楚,别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没想到黄小明会断然拒绝,心想,黄小明与杨恒达不同,毕竟是国梁的秘书,我就不相信从他嘴里什么也套不出来。然而,与黄小明见面比与杨恒达见面还让我失望,我问他在里面十几天专案组都问了些啥,他竟然说没问什么。然后看了看表说:“我妈病了,我得去看看,大嫂,如果没有什么事,我先走了。”说完,抬腿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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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宇宙的命运操纵在造物主手中,而我的命运有时操纵在政治家手中,有时操纵在人民手中,有时操纵在时间手中,有时操纵在历史手中。如果操纵在政治家手中,按常规的说法,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我只能算做一座庙堂;如果操纵在人民手中,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便成了名副其实的江湖;如果操纵在时间手中,时间是无限的,我必然成为尘烟;如果操纵在历史手中,历史是一部书,我也只能是书中的一段内容。我必然要回归时间和历史,但是我的命运却必须摇摆在政治家和人民手中。庙堂与江湖很像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质量和速度是紧密联系的,物质的质量和能量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但是我无论如何都是一座大楼,我的外形很像一艘巨轮的驾驶舱,我实际上也是东州这艘巨轮的驾驶舱。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按理说刘一鹤是这艘巨轮的船长,他却不呆在驾驶舱内,而是在大船搁浅时,亲自到岸上拉纤,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到东州就是当纤夫的。刘一鹤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大概是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启发,他采用科学的方法拉纤,并称之为科学发展观。刘一鹤认为,科学是对真理的追求和探索,但不是宣布绝对真理或终极真理的。爱因斯坦认为,自从黑格尔以后,那种企图建立绝对观念、终极真理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绝对观念、终极真理来源于绝对事物,世界上没有绝对事物,也就没有绝对观念、终极真理。
刘一鹤认为,爱因斯坦毕竟是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他太乐观了。实际上,在东州,很多人认为我就是绝对的,我不仅是绝对权力的象征,还代表了绝对的观念。刘一鹤声称,改革就是通过对相对论的验证推翻绝对论。至此,我又恢复了大脑的功能,因为刘一鹤提出的验证方法就是将压抑在大脑中的思想都释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大脑不得病,然而刘一鹤太乐观了,因为他只是一名纤夫,还不是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医生。于是,刘一鹤开始恶补医学,想对我进行开颅手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他断定我得了脑肿瘤,但是以他的医术还没有勇气和把握给我开颅,多亏他没有给我开颅,因为有一位女外科医生说,像我这种不同于肉体的大脑,最容易寄生老鼠,其病症类似于肉体大脑的脑囊肿,脑囊肿就是大脑生了虫子,但是我不同于肉体的大脑,我比较容易生老鼠。
这位女外科医生叫齐秀英,她的诊断结论是“盗可盗,非常盗”,开出的处方是“道可道,非常道”。她的“非常道”对付“非常盗”有效,但治标不治本,属于西医的治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治本大概还需要用“中医”的辩证施治,只可惜,刘一鹤和齐秀英学的都是“西医”。“西医”是“有为”之治,“中医”是“无为”之治。
别以为“无为”就是马放南山,老子认为宇宙万物,包括人类,都是有为的,都是竞争的,都是有欲望的,正因为宇宙万物包括人类有欲望,去竞争,去有为,它才能够生存和发展。但这种有为往往趋于过分,“无为”就是倒置所为,就是否定那些过分的有为,否定那些妄为,进而达成和谐。好的执政者就应该是好的“中医”。
一直以来,很多人视我为一座巨大的城堡,我的确是由一块块坚硬的石头组成,但是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我不再是坚硬的城堡,而是一座伟大的思想库,当然这些思想取之于民,在我这个特殊的大脑内经过加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再用之于民,这就叫“以百姓之心为心”。所谓“以民为本”的前提是要有“愚人之心”。历代统治者将老子的“愚人之心”理解成实施愚民政策,他们不仅禁止开启民智,而且刻薄地算计老百姓,将“愚人之心”当作愚民的机巧和阴谋,正因为如此,王朝才一个接一个地更叠。别看天空看似虚无的真空,其实那里面正发生着像大海一样的量子涨落,谁将老百姓的纯朴看成愚钝,谁的王朝终将似真空中的正负粒子对撞,对撞之结果是烟消云散。老子用“愚人之心”告诫统治者,若想王朝永固,必须用纯朴之心,仁爱之心,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才是真正的“愚人之心”。谁自作聪明将“愚人之心”当作“愚民政策”,谁就将自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苦吃。我掌握在刘一鹤的手里,就是一颗“愚人之心”,我要是掌握在彭国梁手里,非得心脏病不可。
此时,彭国梁被齐秀英像抓老鼠一样抓进了看守所,最心急如焚的就是彭国梁的老婆张佩芬,在夫妻俩预感到要出事之前,张佩芬就做好了准备,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丈夫官复原职。没有人不相信这是一种神圣的爱,但是有一次张佩芬开着车驶入市府大院,坐在车里等综合二处副处长许智泰时,我偷听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也只有我能偷听到,因为没有人会发现张佩芬开车驶入了市府大院。化装毕竟是女性的天分,何况张佩芬不仅善于化装,更善于伪装,我从她与许智泰之间的谈话中发现一个问题,这就是位子比脑袋重要,为了使丈夫官复原职可以牺牲掉丈夫的脑袋。张佩芬在市行政学院不仅是副院长,她也教哲学,她不愧是教哲学的,如果丈夫恢复了原职,当然也就保住了脑袋。由于我是脑袋的同类,我为张佩芬的冒险捏了把汗。
如果东州没有我这个中枢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彭国梁没有了脑袋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非常佩服张佩芬的自信,尽管我不知道她哪儿来的自信。“德.昆西说人脑就像一个隐迹纸本子,每次写的东西会盖住上一次写的,这一次的又会被下一次的盖住。但是,只要给以充分的刺激,万能的记忆就能哪怕只是在一瞬间,把任何印象都追忆出来。”这是博尔赫斯在《莎士比亚的记忆》中的一段话,我想张佩芬冒着犯罪的风险为丈夫四处活动,大概就是印证了德.昆西的话,或许是为了恢复记忆而寻找刺激。不过我毕竟不是人脑,我的记忆是历史,尽管历史并非纯粹的事实,而是有道德与信仰的法则贯穿始终,但是人类热爱和追求的最美好之物恰恰是信仰和自由。
在单位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的,家里的现金、存折虽然都转移了,但是还有满屋子的东西,光价值几十万、上百万的金佛就有十几尊,几卡车的东西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可转移的地方,好在下班前我与国梁通电话,他说平安无事,正在家睡觉,我一整天吊着的心才稍微舒缓了些。
可是下班回到家,国梁却不在,保姆说是刘一鹤电话调走的,说是宴请国家商务部部长,我的心又一下子吊吊起来。我赶紧给我弟弟打电话,让他开车过来,先将家里最贵重的东西转移一部分。
我和弟弟忙到晚上十点多,国梁在省纪委的朋友偷着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国梁出事了,刚刚宴请完国家商务部部长就被双规了,竟然是在刘一鹤的办公室被带走的,想不到刘一鹤竟然是齐秀英的同谋。
说句心里话,事情发生前我的心一直吊吊着,事情发生了我的心反倒放了下来,我对自己的冷静异常惊讶,想不到我竟然是个临危不惧的人,的确,越是在面临危险的时候越不能冲动,越要冷静,我必须控制好脸上的每一块肌肉。我放下电话,脑海中本能地整合着所有可供利用的力量,我毫不犹豫地暗下决心,营救国梁、打击齐秀英必须双管齐下。贪官如麻,凭什么只让我老公受惩罚,我就不信你齐秀英屁眼子上没有一点屎,没有屎总有臭味吧。今天老娘我就跟你这个“铁娘子”斗一斗,你是“铁娘子”,我就是“钢娘子”,你是“女包公”,我就是“老佛爷”。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来个“关公战秦琼”,我就不信天理都在你的手里。
刚才省纪委的朋友告诉我,国梁被双规在省军区大院招待所,看来一时半会儿是见不到国梁的面了,眼下最重要的是与国梁保持联系,可是除非打通专案组的人,否则别想与国梁联系上。
经过我再三打听,才知道国梁目前被双规在省军区大院招待所的六楼,整栋大楼由武警把门,每个楼层的电梯都有两名警卫守卫,无论是出入招待所还是上下楼层都要登记。专案组每两个人一班,每两个小时换一次班,轮流看守国梁,国梁现在就像关在笼子里的动物,根本出不了房间,大热天,也不知道房间里有没有空调。
一晃,国梁出事十几天了,我一点国梁的信息也没有,出事那天,国梁穿的是西装,里面只有一件衬衫,以前国梁的衬衣是一天一换的,这么热的天,衬衣穿在身上十几天,早就该换了,可是没有任何代表组织的人找过我。这期间我到刘一鹤办公室找过他,我哭着对他说:“刘市长,国梁被双规了,他在里面托梦给我,说只有你刘市长能救他。刘市长,我非常相信这个梦,求求你救救他吧!你是一市之长,一定知道他在里面的情况,告诉我,国梁在里面怎么样?遭没遭罪,你告诉我,我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我在他面前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诉,即使是石头也会被我的真情所打动,可是刘一鹤竟然冷若冰霜地说:“张佩芬,你别忘了你是市行政学院副院长,看看你现在像个什么样子?这个案子是省纪委书记齐秀英亲自主抓的,我又没去大鸟笼子豪赌,组织上也没安排我进去看国梁,我怎么会知道他的情况?这个忙我帮不了。”既然他见死不救,我也用不着给他好脸,我止住眼泪不客气地说:“刘一鹤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齐秀英的同谋,既然你把火点着了,就小心别烧着自己,要知道水火无情!公道自在人心,国梁为东州做了那么多贡献,我就不相信老天爷不长眼。”我能看出来,刘一鹤被我说的心里直发毛,我就是要让他知道,我和国梁就是做了鬼也不会放过他。
找过刘一鹤没几天,我突然接到了综合二处处长杨恒达的电话,通知我为国梁准备换洗的衣服,说是专案组的人找过他,我顿时眼前一亮,既然杨恒达能接触到专案组的人,就一定能了解到国梁的情况。杨恒达相当于国梁办公室主任,应该是最嫡系的人,他又曾经给老领导当过秘书,何不通过杨恒达做做老领导的工作,让老领导出面为国梁说句话,老领导不仅在东州是分量最重的人,就是在清江省也是德高望重,只要老领导出面说句话,全省的老干部都可能响应,到时候省委、省纪委会承受巨大的压力,不信她齐秀英敢跟老领导抗衡。
我精心为国梁准备了十几套衣服,在市行政学院门前交给了杨恒达,先是和他一起回顾了国梁对他的知遇之恩,然后拜托他去做老领导的工作。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虽然答应做老领导的工作,但是当我问他接触专案组的人都听到了什么,他除了告诉我黄小明放出来了,什么也没告诉我,只说什么也没听到。我感到杨恒达在敷衍我,他的心已经不在国梁身上了。
果然没过两天,李玉民打电话给我,让我提防杨恒达,叮嘱我跟杨恒达说话千万要小心,因为李玉民向刘一鹤汇报工作时在刘一鹤办公室撞上了杨恒达。李玉民说自从国梁出事后,杨恒达往刘一鹤办公室去的很勤,我不知道李玉民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但是李玉民的话让我想起了那句俗语,知人知面不知心,想不到杨恒达竟然吃里扒外,这是卖主求荣啊!
这两天我一直设法找黄小明,黄小明在里面被关了十几天,想必是最了解里面情况的,但是他的手机从双规的那一刻起就被专案组没收了,据说还监控打进去的电话号码,估计他现在手头没有手机,他爱人的手机大概也不堪其扰一直关机,家里的电话没人接,我只好给他爱人的手机发短信,让他们速与我联系。
自从国梁出事以后,我怕手机被监控,废掉了老号,重新办了三个新号码,我将三部手机号都用短信发给了黄小明的爱人。果然黄小明回话了,我们定好在静夜思茶楼见面,我早早地就在包房内等,黄小明却姗姗来迟。
说句心里话,黄小明是国梁的秘书,虽然跟的时间不长,但是见到黄小明,我还是百感交集,眼泪止不住地流,大概黄小明的心情也相当复杂,眼睛也湿润了,但是像受伤的狐狸一样警觉,我不知道这十几天,他在里面过的是什么日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和国梁一样一夜之间,从天堂掉进了地狱。
我先说了一些安慰的话,然后用坚定的口气告诉他:“小明,你大哥是冤枉的,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
黄小明一听这话,表情顿时肃穆起来,他认真地问:“怎么救?”
我一听有门儿,便和盘托出了我的想法:“小明,这次害你大哥的,主要是刘一鹤和齐秀英,齐秀英你不用管了,但是你在综合二处不仅给国梁服务过,也给刘一鹤服务过,最了解他们俩了,嫂子求你一件事,你抓紧时间搜集一下刘一鹤贪污受贿、乱搞女人的证据,写成文字尽快给嫂子,嫂子拿到北京去为你大哥伸张正义。”
我说的义愤填膺,黄小明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大嫂,可能我让你失望了,如果你问工作上的事,我可以说得一清二楚,别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没想到黄小明会断然拒绝,心想,黄小明与杨恒达不同,毕竟是国梁的秘书,我就不相信从他嘴里什么也套不出来。然而,与黄小明见面比与杨恒达见面还让我失望,我问他在里面十几天专案组都问了些啥,他竟然说没问什么。然后看了看表说:“我妈病了,我得去看看,大嫂,如果没有什么事,我先走了。”说完,抬腿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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